原来，两晋时期，朝政动乱，官场腐败，广州因依山傍海，出产奇珍异宝，“一箧之宝，可资数世，然多瘴疫，人情惮焉”，由于远离朝廷监管，且当地土人行贿之风盛行，到广州赴任的刺史接连因贪赃枉法被撤职查办。赴任官员路过城外约二十里的此处泉水时，一般都会在此歇息一下，喝几口甘冽的山泉水，而这些官员上任后，不出几年，很多人都“捞一把”变成了腰缠万贯的贪官。因此，当地百姓就传言称此泉为“贪泉”。后来，路过的官员为避贪名，即使口干舌燥也望泉生畏，不敢再随便饮用了。

　　东晋隆安年间，朝廷想革除岭南的弊端，任命吴隐之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、假节领平越中郎将。吴隐之上任后，果然不负众望，惩贪官、禁贿赂，革除陋习，发展生产和贸易，岭南官风民俗大为改观。他廉洁克己，艰苦朴素，清俭节操始终不渝，所食不过是稻米、蔬菜和干鱼，穿的是粗布衣衫，住处官府安排的豪华帐帷、家具摆设均交库房封存。有人说他故意摆样子，他却一如既往。有下属给他送鱼，每次都剔去鱼骨，他很憎恨这种媚上之风，对其喝斥处罚并黜降。吴隐之非常注意洁身自好，清俭之风不改，每得俸禄，仅留够口粮，其余均用以救济亲戚、族人，妻子经常靠纺织以供家用。

　　吴隐之任广州刺史多年，离任返乡时，船上装载的依旧是初来时的简单行装，唯有妻子从广州带了一斤沉香，他看到后，取出扔入江中。《晋书》称他，“清节厉乎风霜，实立人之所难，而君子之美致也。处可欲之地，而能不改其操，飨惟错之富，而家人不易其服。”晋安帝元兴初年，吴隐之回京城后，皇帝下诏，晋升他为前将军，赐钱50万，谷千斛。

　　历史上不仅有贪泉，还有一处廉泉。

　　廉泉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，古名廉泉、廉水，现称濂水河。《水经注·沔水》载：“廉水出巴岭山，北流迳廉川，故水得其名。”与“贪泉”形成对比，“廉泉”寄托了人们对清廉正直官员的期待。《南史》记载了南朝刘宋时期的一则故事：南朝宋明帝时，在梁州（今陕西汉中）任参将的范柏年，受刺史指派，到京城建康(今南京)觐见皇帝。宋明帝刘彧与他闲谈时，戏问范：“广州有一处‘贪泉’，梁州是否也有这种地名?”刘彧此问一语双关，他的潜台词是梁州是否也像晋朝时的广州一样官员贪腐成风。范柏年的回答很机智：“圣上明察，梁州唯有廉泉、让水、文川、武乡。”刘彧再问：“爱卿宅居何处?”范答：“微臣寒舍居于廉、让之间。”范柏年的巧妙应答，既说明自己任职之地民风淳朴、人性谦逊，又暗示自己为政清廉、大公无私。刘彧对他十分赏识，后范柏年任梁州刺史，勤政为民，平定叛乱，文韬武略兼具。

　　后来，人们用“廉泉让水”比喻为官廉洁，也用来赞誉风土习俗淳美。清代诗人黄作柽作有《廉泉让水歌》一首：“世风习贪诈，溪壑嗟难填……置身廉让间，仰企范柏年。”

　　其实，世上本无贪泉与廉泉之分，贪与廉在乎人心，不在于水也。贪婪存乎念，定力源于心。唯物辩证法认为，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，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决定性作用，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有的官员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，糖衣炮弹的袭击，很快坠入违纪违法的深渊，而有的官员却能够出淤泥而不染，饮贪泉而“清操愈厉”，从根本上说还是“自身硬”、信仰坚。世人皆有欲望，但绝不能做欲望的奴隶，一个人最大的修养就是懂得节制与自律。贪泉以自警，廉泉以自励，贪泉和廉泉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身正首先要心正，只有心存正气，才能坦荡立于天地间，守住清心和正道，才能守住责任和担当，守住良知和底线。心若正，岂惧贪邪。(三湘风纪网)